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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内刊】丁盛雅——参加上海地下党的生死经历
发布时间:201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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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纪念日。63年前的这天,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时,根据上海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的指示:“国民党政府的印钞厂,大家一定要完整地使它回归人民,为人民所用,成为大家国民经济的重要机构”,本文编辑所在的南下上海金融大队警卫连进驻了江宁路近苏州河畔的中央造币厂(后改为上海造币厂)。
       我叫丁盛雅,原名丁志鸿,在永安企业地下党领导周炳坤的引导下,于1942年4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工编辑。时值建党90周年前夕,我推开中福会养老院房间的窗户凝眸远视,回忆起那“白色恐怖”笼罩、“红色暗流”涌动的上海滩,往事历历在目。

 

智化工潮危情

      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间,上海物价飞涨,各大企业职工接连进行了5次经济斗争。永安企业党总支把次经济斗争的任务交给了我,要我代表劳方与资本家进行增资谈判。我义正言辞、据理力争,经过几轮谈判,使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不但团结了职工,还为以后4次的经济斗争打下了基础。根据党组织“成立大百货企业职工的联合组织——三区百货业工会”的指示,我积极筹建并成立了永安企业工会,并担任了永安企业工会理事长。
       1946年初,我在党组织指示下组织工潮运动。国民党社会局局长赵班斧妄图破坏工潮,把目标对着我,要杀一儆百。他责问我:“要求增加工资的条件是谁提出来的?”我明白敌人的意图,机智地回答“是大家提出来的”。赵见问不出,只好说晚上要开大会证实一下,准备通过大会找出策划人。当天夜里,永安企业铺面临时召开了700余职工参加的大会。我心想,决不能让这次工潮斗争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于是我灵机一动,在大会上主动挑明社会局查问的来意,话头一转,立即大声提问:“要求增加工资的条件是大家提出来的,如果不是大家提出来的,统统举手。”在这紧张的时刻,工人兄弟团结一致,没有一个人举手。国民党社会局局长气急败坏但无可奈何,又不敢迁怒于大众,只能瞪着我骂道:“你这个人很狡猾”。

 

智护爱国人士

       1946年,国民党当局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美货大肆倾销来华,民族工业奄奄一息,上海四大百货企业也受到沉重打击。上海地下党市委决定在上海百货业开展“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我时任三区百货业工会理事,负责联系民主党派,建立关系。1947年2月,朔风凛冽,永安企业百余名职工前往劝工大楼参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筹备大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和经济学家邓民初也在主席台上就座。国民党得知消息,组织二三百名“护工队”包围了楼梯和大门口周围,中统特务用伪造的请柬混入会场。大会刚开始,这伙暴徒就拔出铁尺、木鎯头等凶器,狂叫着“打!打!打!”冲进场殴打群众,还大肆打砸场内的玻璃窗,把砸坏的吊灯、椅子等扔到马路上。此时,我带领工人纠察和积极分子挺身保护郭沫若和邓民初等爱国民主人士,并按照事先勘察好的撤退路线,掩护他们及时从后门闪出,穿过阳台,翻窗进入隔壁的劝工银行,安全地脱离了险情。

 

智斗敌特军警

       1946年7月,国民党当局颁布了所谓戡乱总动员令。我预感到反动当局将对地下党组织下手,遂向爱人交代:要做好被逮捕的准备,不要找人帮忙,第二天还要到永安企业叫嚷“丁盛雅被捕”,让组织知道、安排队伍撤退,并耐心等待党组织救援。果不其然,9月29日午夜,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了三区百货业工会,我与十位工会干部被捕入狱。
       在南市区蓬莱警局牢房,为了掩护三区百货业工会理事长王守权同志的身份,我义无反顾担负起狱中斗争的牵头工作,故意回避王守权,物色另三位同志开展工作。我意识到10人中任何一人出状况,大家都将面临险境,故特地找非党员的三区工会姚秘书谈话:“小姚放心,没你事,出狱后工作我负责”,以稳住姚的不安情绪。待敌人审讯时,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回答:我是工会职工推举的理事,现在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大家据理力争理所当然。又问:为什么要发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我说:因为美货冲击民族工业,抵制美货是被逼无奈。对于“联系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的募款书信”等已被敌人掌握的情况,则避重就轻如实回答,始终未让敌人获得任何有用信息。
       翌年4月,我等4人又被羁押至镇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青年训导所。我以“灰色”面貌示人,但心中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信念。通过与爱人见面的机会,我向党组织传递狱内同志安全的信息,在面对国民党社会局局长赵班斧的招降时,我巧妙地回绝:“出去后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小生意”。我机智地同敌人周旋,严守党的纪律,保持了革命气节,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状况和党员身份,使国民党反动派一无所获。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我终于在1948年11月获释出狱。
       我回忆上述亲身经历,就是要告诉年青一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国家强盛、人民幸福;革命胜利的成果是多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坚决维护;不管遇到什么变化,党的理想信念不能丢,要坚持始终、代代相传。(丁盛雅 建材集团离休干部)

【国盛内刊】丁盛雅——参加上海地下党的生死经历

发布时间: 2012/10/30

 

       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纪念日。63年前的这天,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时,根据上海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的指示:“国民党政府的印钞厂,大家一定要完整地使它回归人民,为人民所用,成为大家国民经济的重要机构”,本文编辑所在的南下上海金融大队警卫连进驻了江宁路近苏州河畔的中央造币厂(后改为上海造币厂)。
       我叫丁盛雅,原名丁志鸿,在永安企业地下党领导周炳坤的引导下,于1942年4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工编辑。时值建党90周年前夕,我推开中福会养老院房间的窗户凝眸远视,回忆起那“白色恐怖”笼罩、“红色暗流”涌动的上海滩,往事历历在目。

 

智化工潮危情

      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间,上海物价飞涨,各大企业职工接连进行了5次经济斗争。永安企业党总支把次经济斗争的任务交给了我,要我代表劳方与资本家进行增资谈判。我义正言辞、据理力争,经过几轮谈判,使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不但团结了职工,还为以后4次的经济斗争打下了基础。根据党组织“成立大百货企业职工的联合组织——三区百货业工会”的指示,我积极筹建并成立了永安企业工会,并担任了永安企业工会理事长。
       1946年初,我在党组织指示下组织工潮运动。国民党社会局局长赵班斧妄图破坏工潮,把目标对着我,要杀一儆百。他责问我:“要求增加工资的条件是谁提出来的?”我明白敌人的意图,机智地回答“是大家提出来的”。赵见问不出,只好说晚上要开大会证实一下,准备通过大会找出策划人。当天夜里,永安企业铺面临时召开了700余职工参加的大会。我心想,决不能让这次工潮斗争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于是我灵机一动,在大会上主动挑明社会局查问的来意,话头一转,立即大声提问:“要求增加工资的条件是大家提出来的,如果不是大家提出来的,统统举手。”在这紧张的时刻,工人兄弟团结一致,没有一个人举手。国民党社会局局长气急败坏但无可奈何,又不敢迁怒于大众,只能瞪着我骂道:“你这个人很狡猾”。

 

智护爱国人士

       1946年,国民党当局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美货大肆倾销来华,民族工业奄奄一息,上海四大百货企业也受到沉重打击。上海地下党市委决定在上海百货业开展“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我时任三区百货业工会理事,负责联系民主党派,建立关系。1947年2月,朔风凛冽,永安企业百余名职工前往劝工大楼参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筹备大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和经济学家邓民初也在主席台上就座。国民党得知消息,组织二三百名“护工队”包围了楼梯和大门口周围,中统特务用伪造的请柬混入会场。大会刚开始,这伙暴徒就拔出铁尺、木鎯头等凶器,狂叫着“打!打!打!”冲进场殴打群众,还大肆打砸场内的玻璃窗,把砸坏的吊灯、椅子等扔到马路上。此时,我带领工人纠察和积极分子挺身保护郭沫若和邓民初等爱国民主人士,并按照事先勘察好的撤退路线,掩护他们及时从后门闪出,穿过阳台,翻窗进入隔壁的劝工银行,安全地脱离了险情。

 

智斗敌特军警

       1946年7月,国民党当局颁布了所谓戡乱总动员令。我预感到反动当局将对地下党组织下手,遂向爱人交代:要做好被逮捕的准备,不要找人帮忙,第二天还要到永安企业叫嚷“丁盛雅被捕”,让组织知道、安排队伍撤退,并耐心等待党组织救援。果不其然,9月29日午夜,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了三区百货业工会,我与十位工会干部被捕入狱。
       在南市区蓬莱警局牢房,为了掩护三区百货业工会理事长王守权同志的身份,我义无反顾担负起狱中斗争的牵头工作,故意回避王守权,物色另三位同志开展工作。我意识到10人中任何一人出状况,大家都将面临险境,故特地找非党员的三区工会姚秘书谈话:“小姚放心,没你事,出狱后工作我负责”,以稳住姚的不安情绪。待敌人审讯时,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回答:我是工会职工推举的理事,现在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大家据理力争理所当然。又问:为什么要发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我说:因为美货冲击民族工业,抵制美货是被逼无奈。对于“联系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的募款书信”等已被敌人掌握的情况,则避重就轻如实回答,始终未让敌人获得任何有用信息。
       翌年4月,我等4人又被羁押至镇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青年训导所。我以“灰色”面貌示人,但心中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信念。通过与爱人见面的机会,我向党组织传递狱内同志安全的信息,在面对国民党社会局局长赵班斧的招降时,我巧妙地回绝:“出去后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小生意”。我机智地同敌人周旋,严守党的纪律,保持了革命气节,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状况和党员身份,使国民党反动派一无所获。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我终于在1948年11月获释出狱。
       我回忆上述亲身经历,就是要告诉年青一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国家强盛、人民幸福;革命胜利的成果是多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坚决维护;不管遇到什么变化,党的理想信念不能丢,要坚持始终、代代相传。(丁盛雅 建材集团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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